我們是時候把電子游戲的學術研究典范給大家做起來了。在這個積習未成的領域，我們有機會讓學術重新與實際接軌，歡迎有心的朋友前來加入討論。
周三中午（3月28日），我與我觸同事胡正達、林志偉訪問北京大學，與曾慫恿導師開了游戲研究課的傅善超老師餐敘，下午同去聽中文系邵燕君老師所帶的實習預備課“跨媒介創(chuàng)意寫作實踐”──傅老師說：其實應該叫“電子游戲與創(chuàng)意寫作實踐”，現(xiàn)在這樣叫是稍微低調了點兒。
本周的講師是英雄互娛的商務吳曉磊君，向同學介紹了“渠道”的概念及當前國內游戲市場在這方面的概況，各種運作方式和各崗位人員的工作情形。我原本以為這只是講一些基礎知識，未抱太高期望，沒想到這“基礎”已足夠精彩紛呈、驚心動魄。吳老師語速甚快而條理清晰，居然只用一節(jié)半的時間便提點完了大概的市場生態(tài)和入門方式。余下半節(jié)時間同學提問，亦皆問在實處，都是今后去實習可能遇到的狀況和應再進一步了解的事情。
邵燕君老師即是傅老師的導師，早于2010年便開設了網(wǎng)絡文學研究課程，率先用正視的態(tài)度來研究各種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網(wǎng)絡小說，還在2015年與修課同學合出了一本《網(wǎng)絡文學經(jīng)典解讀》，前年我偶然買到，讀后還寫了一篇專欄文章《真正內行的〈網(wǎng)絡文學經(jīng)典解讀〉》，大贊邵老師與時俱進的膽識，更推薦同學們以扎實的學術工夫所作出的成果。如今得緣親炙，自是久仰久仰不提。
（所以我老胡要客套起來，也是可以像老派學人那樣畢恭畢敬的。下面言歸正傳。）
在言笑晏晏的談話之中，我作了一個初步的提議：我們游戲媒體和學校，是不是可以來合作舉辦一個論文獎、研討會之類的活動，聚一聚人心，立一立風氣？最主要的是，好好推展一下我們的學科建設，讓理論與實際能更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給我們寂寞苦逼的同學們開辟一個真能學以致用的生面。
兩位老師都表示了很有興趣，傅老師還約略介紹了一些國外學院的研究情形，提到國內一些老師也在籌辦一本新的期刊。我們隨即約定成立一個討論組，看此事可以怎樣來推行。這篇夜話也就是來和大家吹一吹風，歡迎有興趣、有想法的同好留言或來信惠賜見解。
當前大家對“游戲課”最會感到好奇或懷疑的，就是這到底要上什么、怎么上了。這個問題太寬泛，換句話說就等于根本沒有一個概念。當然，我們可以想當然爾地說，游戲牽涉到那么多技術、藝術，有那么廣大的商業(yè)價值和社會影響，那當然每一個相關的學科都可以摻上一腳。然而這種誰都想得出、誰也不能說它錯的泛泛之論，也就等于廢話。
之所以會如此，我想，大概就是因為：“游戲學”還沒有像“電影學”那樣，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撒卜杰克提未提）。
“主體性”這個詞在哲學上有它一番精確而拗口的定義，這里我們不要弄得太艱深，我們白話一點來說，就是：讓各個學科為游戲來服務、為游戲人所用，而不只是讓游戲為各學科服務，將游戲作為材料、對象、客體（Object）。
舉例來說，很多論文面對新東西，方法就是把自己這一學科既有的理論拿上去套一套，看看這東西對本學科在乎的事情有什么幫助，在本學派的議程（Agenda）中有什么價值。例如我以前研究流行歌詞，就看過很多教育界的論文，談流行歌曲在教育與“教化”上的作用與問題，其保守者就很容易站到一個僵化的立場上，開明者談到一個“盡量兼容并蓄”的程度后也往往談不下去，無法再深入處理這政治、教育與藝術、商業(yè)之間的根本矛盾。
原因可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就是寫這些論文的人，他們本身不是做音樂、玩游戲的人，缺乏真實的圈內認同、業(yè)內體驗，所以其論述的參考價值，往往不如隨便一個具有雙重身份的創(chuàng)作者的說法，畢竟人家創(chuàng)作者是把生計押在這上面，無論他作了怎樣的抉擇，都是有一番考慮、一點重量的。
2016年，我在臺灣參加了第五屆“御宅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2017年也作為評論人評了一篇以歌詞為題的論文。所有入選和得獎的論文我都讀過，其絕大部分，都還是未能跳出“把原來那一套拿來套一套”的框框，好一點的可算是能發(fā)見聯(lián)系，幫大家長些知識，差一點的就只是命題作文。然而，ACG研究需要什么？ACG同人想要什么？很少論文能從這兩個基本問題來發(fā)想，以跨學科、超學科地構建出自己的研究范式。我和這個研討會的發(fā)起人梁世佑老師談了這個問題，他也深有同感，但也只能期望下一屆的投稿能更好。
其實如果不限制采用學術論文的格式，我們是有很多人能寫出兼具趣味與學術性的文章的，甚至不少發(fā)在論壇與個人網(wǎng)志上的隨筆，就具有載入專著的資格。但只要一講規(guī)范，一要求什么正式、體面，很多人就呆板了。
然而，我在《網(wǎng)絡文學經(jīng)典解讀》中卻見到了妥善調和學術與趣味，而且“不自外于研究對象”的范例。邵燕君老師即在導言中提出了“學者粉”這個概念，來描述我們這一輩“首先是粉絲，然后成為學者”的生力軍，進而直接面對了“學界落后于現(xiàn)實、與現(xiàn)實脫節(jié)”這個老問題，指出了以往的學術慣習，在今天信息飛速流傳的網(wǎng)絡時代，已經(jīng)不再適用：
目前“學者粉”的研究者身份定位和“新型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概念越來越在流行文化研究界受到肯定，乃至成為主流。這本身也反映出網(wǎng)絡時代學術生態(tài)的一種民主化轉型。如果說，源自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不可避免地帶有殖民色彩的話，流行文化領域的經(jīng)典民族志研究也難免帶有文化精英傾向。它的前提是，粉絲群體缺乏自我言說的能力，包括以一種邏輯理性的方式關照、思考自身生活的能力，而學者原則上都在粉絲群體之外。崔宰溶博士在他的論文中就著意提醒，學院學者必須警惕一種文化殖民的傾向，他還舉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學者們應該首先把自己當成一個外地人，而不是殖民者。面對難懂陌生的語言首先是學會，然后是翻譯。崔博士設計的“善循環(huán)”是：首先，理論研究者向網(wǎng)絡文學的實踐者，特別是精英粉絲們學習，傾聽他們幾乎是本能地使用著的“土著理論”。然后，將它們加工（或翻譯）成嚴密的學術語言和學術理論；最后，將這個辯證的學術理論還給網(wǎng)絡文學。這一忠告，對于像我這樣的由印刷文明哺育長大、成長于“啟蒙時代”的學者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時代變化太快了，在我這一代學者尚未完成轉變之際，“網(wǎng)絡一代”學者已經(jīng)蓬勃地成長起來了。網(wǎng)絡文化本就是以粉絲為中心的，未來的學院學者基本都是某種流行文化的粉絲。當“原住民”有足夠學術言說能力時候，還要“外地人”做什么？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對于流行文化研究者來說，“粉絲”是基本的入場資格，“學者”則是必要的方法，而對“學者粉”身份的自覺和自信則是“過渡期”最重要的秦質。
導言的最后，更加中肯：
在本書的討論、撰寫以及反反復復的修改過程中，我看到新一代的“學者粉”在蛻變成長。當然，目前他們的步履還相當蹣跚，學術體制的強大桎梏經(jīng)常讓他們不敢邁步，如何把握好“學者”和“粉絲”之間的微妙平衡，這是需要每個人在嚴肅的學術研究和“深切的個人書寫”之間反復體味的。希望他們在未來的學術道路上，一方面進一步接受“學術規(guī)范”的嚴格錘煉——這是現(xiàn)代學術積累數(shù)百年來的專業(yè)法則，是絕不該丟掉的；另一方面，也更自信地運用自己作為粉絲的情感體驗和閱讀經(jīng)驗——這是“網(wǎng)絡一代”學者無可替代的“獨門內功”。只有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融入學術生命中，學術之樹才可能長青。
這一番話，同樣可以適用于我們今后所該推展的“游戲學”——不會再只是“學者來試玩一下”，而是我們的玩家與制作人可以成為學者，以自己的問題意識來做學問，建設起我們一個可以和實際工作形成良好循環(huán)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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