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仍然在想，那些創(chuàng)造了“鑄鐵塊和藍色的山”以及“以金換金”的譯者和編輯平時是干什么的，如果他們能稍微留意一下這些蠢問題，然后把它們糾正了，也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吧。
前陣子休假回家，閑來無事讀到一篇署名為張治的書評，題為《博爾赫斯研究翻譯之名文的漢譯指謬》。博爾赫斯是上個世紀阿根廷有名的詩人、作家和翻譯家，2015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博爾赫斯全集》的中譯本，而《漢譯指謬》這篇書評的作者讀到其中《永恒史》一冊時，實在讀不下去了，他在書評里寫道：
須知如此指名道姓評價他人的勞動成果，怎么著手里也得有十足的把柄才好理直氣壯吧？繼續(xù)看下去才發(fā)現，這把柄不僅足夠理直氣壯，而且讀來令人哭笑不得：
即使做了多年編輯，隔三差五就見到各種游戲文章里的神翻譯，我的第一反應還是震驚于一個資深譯者對“Goa”和“the Gold Coast”這樣的詞條茫然無知，不僅如此，他既不求諸詞典，也不檢索網絡，“以金換金”這樣開腦洞式的硬翻譯真是比機翻還不如。
但如果說作為譯者的劉先生完全對譯文不負責任，那也真是冤枉了他。書評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看得出來，這位譯者還是稍微抬手查了查“Samun”的來歷，只是限于他的知識和能力，不足以弄明白這個詞兒到底是不是拼寫有誤，只好連猜帶蒙，強作解釋。
這大概是如今譯文界的一個現狀。隨著最近20年來大量外文作品被翻譯進入國內，經典名著也不斷出現新的譯本，量大了以后泥沙俱下，譯文的質量也變得良莠不齊。必須承認，任何時代都出精品，也都有糟粕，但今天的現狀是，有很大一部分譯文其實都是不夠好的。早年間，讀著那些著名翻譯家翻譯的世界名著長大，潛意識里我總覺得這些譯本是世界上最棒的，轉譯而來的中文甚至比原版的字句更加雋永優(yōu)美。進入新世紀，自從譯林出版社出了那部被狂吐槽的《魔戒》之后，我才知道翻譯的這潭水有多深。
出版界的朋友們對這個問題心知肚明，而且表現出十分無奈的樣子。大多人會解釋說，譯一本書，經常時間緊、任務急，稿酬還不高，有能力的譯者不愿接，接了的人往往還層層轉包，包給大學生去開工，再收回來稍加潤色即可交稿，所以那些一本有好幾個譯者的書，書里面人和地名的翻譯前后不統(tǒng)一都是常有的事——只要出版社沒有認真把關，書也就這樣閉著眼出了。往好處想，這種情況下，只要參與了翻譯的人還在最后留了個名——你們知道，有些譯者本身是學術界或大學里有頭有臉的人物，接下了活兒扔給手下帶的學生去干，甚至不用給他們署名和支付稿酬。在這樣的風氣下，你覺得這些堂而皇之翻譯出來的“高大上”文學作品比一個草臺班子漢化組的質量能好多少呢？
書評讀到一半，我產生了一種不好的預感，猛地想起家里有本很舊的《堂吉訶德》，以前斷斷續(xù)續(xù)看了點，因為讀起來啰里啰嗦的（原著大概就是這個調調）一直沒有看完，拿出來一瞧，果不其然正是書評里點名的這位劉姓先生所譯。這本《堂吉訶德》當年讀起來文辭流暢，有什么翻譯錯誤，只要能自圓其說，不對照譯文還真是看不出來。所以，這就是出版界多年以來既可以不負責任，步子還能越邁越大的關鍵，因為普通讀者面對低級錯漏，要么無法察覺，要么不求甚解，要么根本不會在乎——說真的，傻譯傻讀才是正常狀態(tài)。
所以說白了，那些“不幸”被“裱”到網上引起群嘲的譯本，說到底還屬于少數。如果沒有互聯網的出現，資料的獲取沒有那么方便和快捷，類似譯林版《魔戒》的那些問題也可能永遠不會被人發(fā)現。但既然有了網絡，有了更多獲取知識的渠道，就有人開始重新審視過往那些經典譯本，并且開始指出這些譯本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小時候我讀過群眾出版社的《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感覺很好，如今也被指出有錯譯的地方，甚至被指責長句太多，英式語法，影響閱讀。
至于書評開頭提到的董燕生和楊絳先生（錢鍾書先生的夫人）的公案，我之前也略有耳聞。董先生是西班牙語教授出身，所以比較有權威，在他看來，楊絳翻譯《堂吉訶德》時在詞匯含義、句子結構、背景知識的理解上都有錯誤，而且楊絳譯本比他的譯本少了20萬字，所以他推測肯定有了刪節(jié)。董先生還說，楊絳把“法老”譯成“法拉歐內”，把“亞述”譯成“阿西利亞”，是過于自信和缺乏常識的結果，因此楊絳譯本在課堂上被他當成“反面教材”，以避免學生再犯同樣的錯誤——不過，網絡上也有人貼出對比文本，指出有些楊絳譯對了的地方，反而董先生理解有誤。
很多人拿這幾個例子替如今翻譯界的亂象鳴不平，認為就算有人亂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你看多么有名的前賢也都那么回事。這種看法邏輯上十分奇怪，難道前賢們亂翻了，現代人也亂翻就是對的了？而且他們可能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前賢和21世紀的譯者們，他們的翻譯理念、獲取知識的難度和工作環(huán)境的差異可謂巨大。
近代以來，可以說開了譯介外國文學作品之先河的著名翻譯家林紓是完全不懂外文的，他的所有翻譯作品都依靠懂外文的朋友向他轉述大意，消化之后以文言文寫成定稿（他也譯過一部《堂吉訶德》，名曰《魔俠傳》），這種“編譯”式的寫作在今天看來無疑是不夠嚴謹的，所以后世的人對他頗有爭議，但放在當年的時空條件下去考慮，哪有這么多條條框框。我以前讀過一部延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亞森羅賓探案集》，至今不知譯者是誰，他也是以這種“編譯”體選譯了幾個“亞森羅賓”系列的重要作品，文本明顯是清末民初那種半文半白的風格，且明顯有一些二次創(chuàng)作式的自我發(fā)揮，讀起來倒也別有味道。而楊絳的翻譯之路更為艱辛曲折，從很多介紹文字里可以得知，為了翻譯《堂吉訶德》她自學了西班牙語，后來翻譯中趕上了十年浩劫，已經譯好的文稿不幸丟失……
這些前輩的譯者們可能受到了時代的局限，也有無心之失，但他們應該沒有應付了事、不求甚解和不負責任。
啰啰嗦嗦寫了這么多，我并不是想黑翻譯界，我的本意是拿這些例子來自省的。
在我家的書架上，就比劉先生譯《堂吉訶德》再高一格，擺著一大片的陳年游戲雜志。里面有《大眾軟件》《大眾游戲》《家用電腦與游戲（機）》等當年的一線刊物，也有很多年輕人壓根沒聽過的，比如《游戲時代》《計算機與生活》，這大多數都是上學時每個月翹首以盼的精神食糧，買回來不僅在同學里傳閱，傳閱完了自己可能還要一讀再讀。
我一度認為這些雜志都是完美的，但是慢慢的，當我的游戲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就開始發(fā)現它們也有各種問題：前瞻胡編亂造的、評論寫錯了游戲名字和類型的，最令人發(fā)指的是，有次一家雜志登了篇超長的《古墓麗影3》攻略，不用照著它攻關游戲，只要讀上幾段你就會發(fā)現，這篇長文完全是以一篇英文攻略為底本翻譯而來的，而且翻譯者顯然沒有玩過游戲，以至于絕大部分文句不僅充滿機翻語感，而且基本上不知所云。我至今不明白這家雜志登出這篇攻略的心態(tài)，搶時效真的高于一切嗎？
你看，做一個游戲編輯也時常會面臨和翻譯界類似的問題。比如說，不管是以前做平媒還是現在做網媒，常常你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向一個語言表達能力有限但能寫對基本事實的作者約稿，還是向一個文字表達流暢但可能對游戲理解不深的作者約稿呢？尤其是當你知道后者具有“不玩游戲就能腦補出評論而且如同親自玩過”的能力時？答案不言自明，我必須說，一個文字功底很好但是卻喜歡胡說八道的人，給這個社會造成的傷害可能要比那些看上去能力不足的人要大得多。
所以，我寧愿選前者。編輯工作的基礎是什么？是選題能力，是寫作能力，這些都沒有錯，但是也不能缺了態(tài)度——讓自己寫下來的每一句話都是真實、準確、有出處的，而不是依靠你的記憶力、你的理解，或是想當然——人類的記性一般來說都不怎么好，所以必須依靠責任心去保證細節(jié)的精確度。
前幾天觸樂發(fā)了一篇譯稿，也就是這篇《開發(fā)了〈萬眾狂歡〉的“中文房間”工作室怎么就暫時關門了？》。在最初把原文交給譯者之前，我讀了文章的前面一部分，文中提到英美文化差異的時候，The Chinese Room的開發(fā)者舉了一個例子，他說：“他們沒有意識到Stile是干什么的。”
何止美國人，可能全世界的人也不知道“Stile”是干什么的。我和譯者交流了一下，“Stile”這個詞在詞典里有多種意思，但似乎都跟游戲里的情境對不上。琢磨了半天，直到搜到一張“Stile”的圖片，我們才意識到這是游戲里一個獨特的梯子狀出口，如果沒有圖片提示，我倆已經把這個游戲里的設定給忘了（畢竟通關一年多了），如果碰上一個沒有玩過這游戲的譯者或是編輯，天知道他最后能連猜帶蒙翻成什么……
后來我特意去把游戲下載回來，重新進去截了一張“Stile”的圖片作為譯文的配圖，我想這對讀者來說應該比文字的解釋更直觀。
至今我仍然在想，那些創(chuàng)造了“鑄鐵塊和藍色的山”以及“以金換金”的譯者和編輯平時是干什么的，如果他們能稍微留意一下這些蠢問題，然后把它們糾正了，也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吧。
